记得读美国文学时看过一篇"What We Talk When We Talk About Love", 颇喜欢Raymond Carver的调调. 今天在地铁上翻着《万象》, 发现黄昱宁因为Terri Schiavo案而写的短文里也提到他. 文字很合我意, 所以摘录在此. 文章看起来短, 但打起来很累, 所以有删节. 原文的题目是《前方, 孤独》, 作者为黄昱宁, 万象2005年11月刊, 第154页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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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年前我翻译过雷蒙德卡弗(Raymond Carver)的一组短篇，其中有一篇题为《不管谁在用这张床》(Whoever was using this bed) 就曾在云山雾罩中，不露痕迹地将类似的问题悄悄推到世人的视线里, 如今想起来简直像一道黑色预言。

故事照例是卡弗式的漫不经心，在极狭窄的空间内兜兜转转：一对曾经各自离异后重新组合在一起的中年夫妻，某夜忽然被电话铃吵醒。丈夫去接，电话那头是个神神叨叨的女子，一开口就喊一个陌生男人的名字，执意要他去找那个子虚乌有的人来“聊聊”，最后丈夫只能挂断电话再把听筒挪开。经过这么一番折腾，夫妻两个都来了精神，和衣坐起，又是抽烟又是喝咖啡，从电话说到梦再说到各自身上的病痛，不知怎的扯到了死。妻子说到一则新闻：“你有没有在报纸上看到，那家伙拎着一把猎枪跑进一间重症监护病房，逼着护士把他父亲的生命维持仪器的插头拔掉？”于是，夫妻俩就在这半夜时分，开始讨论有朝一日万一此等大难临头，那根管子究竟应该“拔，还是不拔”。讨论越来越偏离闲聊的轨道，妻要夫发誓“替我把插头拔掉，如果到了必要的时候”，夫要妻允诺“别帮我拔掉，让我活下去，行吗？”。谈话到了这一步，两个人自然都再没有了重新入睡的可能，于是起床，吃早饭，上班。然而，整个白天，丈夫都神思恍惚，“仿佛看到一张病床……床上支着一张氧气幕，床边是那些屏幕，大监视器什么的——就是电影里的那种玩意。”回到家，丈夫语无伦次地说，“好吧，如果你想听我就告诉你，我会替你把插头拔掉的，如果你想让我这么干，那我就会去做……不过，我说过的关于‘我的插头’的话还是算数的……我们已经把每一个角落都考虑遍了，我已经精疲力竭了。”

两个人都有如释重负之感，然而电话又响了，还是那个女人，这回她的口气平静而有条理，但还是在固执地寻找她的男人。丈夫开始发火，威胁“我要把你的脖子拧断”，一旁的妻子飞快地俯身把电话掐断。丈夫觉得自己的声音“在表达着什么，可是，正当他试图让自己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时，便什么都听不见了。”小说就此打住。

卡弗的小说，历来是“在表达着什么”，但也历来是让你在“试图让自己弄明白怎么回事”之前，就“什么都听不见了”的。卡弗作文的收官之笔，每每形同在紧要时分掐断电话，读之愠怒，思之杳然。这一篇，正确而空泛的理解不外是四个字——中年危机。激情渐退，疾患频生，惶惑终日，凡此种种，都可以往这顶帽子里套。然而，总有一些细节是游离于表层之外的，比如：这一对夫妇以前大约都经历过跌宕情事，丈夫的前妻和孩子至今也常来电话骚扰，因此，他们养成了每晚入睡前拔电话的习惯，偏偏那一晚，他们忘了拔（拔电话的现实与拔“插头”的臆想互为镜像，形成饶有趣味的对照），斜刺里就杀出一个不速之客；这场婚姻本身也处在微妙的瓶颈阶段，妻子曾经在梦里呼唤别人的名字，以至于那天晚上，丈夫就这样问被惊醒的妻子：“这又是一个没有我的梦吗？”

如此想来，卡弗真正欲言又止的，还是孤独吧——人终究是从孤独里来，往孤独中去。为了摆脱孤独，人们离婚了以后又结婚，寻找丢失的爱人，半夜起来赌咒发誓。然而，没办法，我们还是看到那张“支着氧气幕”的病床在眼前越来越清晰；我们知道，当我们躺在里面的时候，没有人能代替我们面对未知的孤独，等待奇迹，或者，终结。

小说里的那对夫妻不停地要求对方答应自己的“遗嘱”，那种偏执与絮叨让你不能不相信：婚姻比生命更脆弱，而比婚姻更脆弱的，是信任。鼻尖沁着汗珠子站在饭店里浇香槟塔的新婚夫妻们，大约怎样的海誓山盟都经不起心头偶尔掠过得一丝疑问：当你成为一株准植物，静静躺了15年之后，你的他（她），会替你做怎样的决定？

卡弗数十年前的虚拟设问，在公元2005年的真实生活里，得到了答案——当然，只是众多可能的答案中的一种，却也是经过了各个层面的平衡，在现有条件下最政治正确的一种。泰丽一家都是经典意义上的好人，他们遭遇的是经典意义上的悲剧。维系泰丽生命的那根管子，在政治家医学家法律学家伦理学家宗教人士媒体从业者看来，或许是口号是机遇是新课题是收视率是改写历史的分水岭；然而，在数千万不那么专业的民众看来，它或许更接近于卡弗藏在小说里的一声叹息，一道清晰标记着人类终极命运的指路牌：前方，孤独。